疫情面前，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三）社会篇：被政治、经济、道德三驾马车“绑架”的新冠病毒-广东盛普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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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面前，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三）社会篇

被政治、经济、道德三驾马车“绑架”的新冠病毒

盛普健康与环境战略发展研究室

全球进入新冠大流行的模式将近两年，新冠病毒依旧不断变异并且持续蔓延，各国之间仍处于半开放半封闭状态，民众日常佩戴口罩测量体温和社区间歇性的封锁隔离成为了新的社会常态。此次疫情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发酵，原来不明显或被掩盖的问题逐渐显露。从当前时间节点看，无论疫情会否消失，每个人都应提起警觉总结经验，如何在社会开放和疫情防疫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降低疫情带来的影响、如何提前研判疫情未来走势、如何应对未来潜在的公共卫生危机、如何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新冠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我们对这种社会形态的变化的理解也才刚刚开始。

一、回顾两年抗疫之路：中国控制了病毒的传播但同时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疫情之初，中国动用举国之力采取检测、筛查、隔离、封闭等有效的行政防疫措施，将首先在武汉发现的疫情控制，并对包括武汉在内的湖北多个城市进行封城管理，通过物理隔离限制了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全国345支国家医疗队、4.26万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应急建设了对应医院和方舱医院，将新冠患者与其他患者隔离开。此外，全国各地受确诊及关联病例影响的省份和城市也陆续采取封城措施和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疫情暴发时正值春节休假期，工人们尚未复工，学生们尚未复课，全民宅居配合抗疫政策。得益于全国自上而下统筹和全国人民的自觉配合，封闭管理的决策才能顺利执行，中国用了50多天的时间将疫情控制。据国际学术期刊《Science》当时的研究报道，武汉封城使武汉周边的全国71万余人免于感染新冠，使潜在的感染人数减少了96%，使新冠病毒延缓2.91天才蔓延到其他城市。为了控制病毒的传播，中国实行的严苛封城隔离措施同时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的经济损失。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中小企业生产总值占国内GDP的60%-70%，创造了80%的就业岗位。疫情困局下，它们首当其冲，承受疫情的经济代价。在九月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里面，删除了每年一定会有的“工商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章节和“工商登记注册的个体就业人数”章节，关于2020年通过工商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和个体户的总数以及就业人数等公开数据已经无处查询。这几个数据章节过去几十年一直都存在，当官方数据不再披露而选择直接删除，信息的缺失本身就是一种信息，2020年疫情对中小企业带来的严重性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统计年鉴2020》（上图）与《中国统计年鉴2021》（下图）第四部分目录对比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全国防范疫情期间，中国服务业至少造成5000亿以上的经济损失。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等原因，经济下行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疫情导致全国经济雪上加霜。除了经济，全社会停工停产，餐饮业、旅游业等外出集会性质的服务性行业遭受重创，人们的行动自由受到严重限制，对外交流受到阻碍，举国隔离的措施造成人们心理恐慌，正常的医疗服务受影响，需要做紧急手术的病人无法得到及时诊治……面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由于大家在疫情早期对病毒还不了解，短时间内并无对应的特效药和治疗手段，所以中国在疫情发生的早期果断采取封闭式管理的做法，在较短时间内将病毒的危害降到最低，在一个阶段中，是一种积极并可圈可点的方式。但社会是一个积极动态的系统，靠长期限制其流动性的方式来“躲避”病毒，对社会的正常运作具有极大损害。假使新冠疫情再持续一年，假使再有下一波公共卫生危机，经济的损失会不可估量，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无法再次承担这样的重压。显然，靠封闭管理的措施并不是长久之计，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相关政策必须做出调整，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十分重要，这也是考验一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课题。

尽管我们比其他国家更早发现新冠病毒，并公开了关于新冠病毒的系列科研成果；在两周内确定其分类和相关性质；在不到一个月内成功分离病毒毒株；向全球公布病毒的基因序列，并开发出新冠病毒的检测试剂盒；紧急启动疫苗的研发；同时建立病毒感染的细胞模型；共享不同程度患者的诊疗方案；联合科研机构搭建抗病毒药物筛选平台，开展抗病毒药物筛选等工作……为全球认识与研究病毒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国际科学界应对全球疫情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然而，这些信息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各国在与病毒的赛跑中不但没有赢下时间，也没有找到科学的解决方案。面对疫情，科技再发达的国家也要依赖建立物理屏障与病毒隔离，这是自1346年鼠疫沿用至今的传统防控措施，且无需过多技术含量。

自2003年SARS疫情暴发以来，我们就已经对恶性冠状病毒的危害有所认识。然而，从18年前的SARS疫情出现到现在，关于恶性冠状病毒的研究时断时续。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相比于2004年的1007篇冠状病毒研究论文，2011年仅有594篇。我们对冠状病毒的认识仍存在大量缺口，只有理解了基本的科学问题，才能制定出对付新冠病毒的科学策略。

迄今为止，仍没有一款严格意义上的能特异性治疗冠状病毒的药物入市。在SARS疫情期间，一些科学家曾扬言某些药物能抵抗SARS，但在疫情消退同时这类研究也褪去了热度。如果当初对恶性冠状病毒的持续研究能够坚持，那么在新型冠状病毒再度来袭之际，就可以有充分的准备，就可以降低甚至避免因物理隔离政策而承担巨大的风险和付出的经济代价。正是这次疫情暴露了我们在公共卫生体系上的短板。

尽管曾经历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但我们并没有完善的总结经验，也没有汲取当年教训。疫情拖得越久，按照目前的状态，中国想要重新恢复与世界的关系的难度就越大，不太乐观的势头已经显现。

二、当前全球的抗疫情况：各国各自为战，鼓励全民接种疫苗

2020年3月，当国内的疫情逐渐趋于平稳时，海外其他国家相继出现病例。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亦或经济不发达地区，对新冠病毒的态度从暴发之初至今都是“与病毒共存，各自为战”，而封国封城是逼不得已的方式。眼下，研究证实新冠病毒无法被消灭，各国寄希望于通过群体免疫实现社会秩序的正常恢复，这需要55-80% 的全国人口通过感染或借助疫苗形成足够的群体免疫。接种疫苗成为大家公认的改善疫情最佳方法。因此，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疫苗攻坚战正式打响。为了证明国家实力，各国各自为战研发新冠疫苗，并积极鼓励全民接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有十多款新冠疫苗相继问世，其中中国自主研发并获批上市的新冠疫苗有四款。新冠疫苗的研发是为了守护民众的健康，然而疫苗距离能够得到临床实践证明，且能够量产并安全应用到全民身上有非常长的路要走。现有可接种的新冠疫苗大多是针对原始新冠病毒毒株研发的，没经过完整的临床试验就进行量产，由于研发时间及验证周期太短，导致疫苗在全球大范围发生突破性感染。疫苗接种后个体存在差异会有一定比例的人群产生异常反应，重者甚至死亡。从历史上看，还没有人能够在一个不科学的周期内为超过几亿人的国家成功制备适时、特异性的疫苗。

中国新冠疫苗不属于一类疫苗，依法不得进行强制接种。因此，接种疫苗以鼓励自愿为原则。只要病毒不断变异，就需要不断研发新的“新冠疫苗加强针”。随着疫苗第三针的全面推广、60岁以上老人、3至11岁儿童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得以全面展开，政府对接种疫苗的标准从提升疫苗的有效性转为变相追求疫苗的覆盖率及降低患者的重症率。现阶段群众接种疫苗后并没有相关机构公开对接种者进行中和抗体水平的跟踪检测公告，公众接种疫苗后体内到底有多少抗体无从知晓。疫苗接种后的不良反应监测情况自5月公布后就再无公布。不断有报道指出，如今发现的新冠肺炎患者中，接种疫苗者占多数。截止到2021年11月20日，中国疫苗接种已经覆盖12.25亿人，完成全程接种10.76亿人，人群覆盖率分别达到86.9%和76.3%。理论上我国疫苗接种的覆盖程度已达到80%的群体免疫标准。而所谓的群体免疫严格屏障是否建立起来呢？若疫苗真的能实现群体免疫，为何现有的病例发现后还要强制实行严格的封锁隔离这一物理措施？若疫苗真的能降低死亡率，为何即便在疫苗已高度普及的西方发达国家，现有的死亡人数甚至比去年没有接种疫苗时还要高？一旦不成熟甚至危险的技术投入使用，整个国家都在大型社会实验中充当豚鼠，民众会对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产生疑问也不足为奇。

新冠病毒是一种在传播中不断变异的病毒，对待病毒必须用最严谨科学的态度。过去几个月中，全球各技术路线的疫苗对新冠病毒变异株保护效力都有不同程度下降。纵观全球，持续两年的疫情囿于各国开展隔离防疫措施，仍有很多真相至今未解开：溯源、零号病人等等。全球社会始终要开放，不可能靠各国自己把“病毒闷死”。所以，固步自封各自为战是无法消灭病毒，社会也无法恢复正常，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必须开放合作，疫苗不应该成为社会稳定的安慰剂。

三、疫情不仅是公共健康危机，还给社会和经济带来了挑战

疫情已经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不仅各国的公共卫生体系遭遇挑战，全球民众都处在疫情影响中，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个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更多是病毒背后的社会和经济导致的大环境变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疫情像块试金石，各国之间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道德利益深度纠葛，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1、被政治绑架的病毒：

关于新冠，本是科学的事情在政治操弄之下却变成了政治问题。各国的抗疫表现背后更多是对政治立场与政治价值观的捍卫。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将许多抗疫物资贴上战略性物资和涉及国家安全的标签，施行超级民族主义；疫苗接种阶段，各国以本国优先原则大量囤积疫苗，导致国内疫苗过剩而其他国家无法获得疫苗；新冠溯源问题至今仍成谜，并且成为了政客们巩固政治权力和政权的工具；国家外交隔空论战，各国政府间针锋对立……尽管科学高于政治，但是政治可以干预科学，专业理性的声音遭到打压，种族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的偏见被持续放大，无论是政府还是科学家的权威性和信服力都大大下降。

结合现代的历史、经济、文化、社会，深入对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进行探究，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体系实际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将西方制度和观念向外输出的“全球化”。全球治理很大程度上依赖西方所制定的世界秩序和规则。部分西方国家甚至让党派利益凌驾于民众利益之上，置普通民众的生命健康于不顾。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在疫苗接种问题上处于对立状态。民主党实施口罩强制令，共和党议员联合发起动议；民主党推行强制疫苗接种政策，共和党议员提出禁止强制接种疫苗；两党政客围绕核酸检测标准、口罩、复工、医疗物资、救助法案条款等频繁展开拉锯战，导致延迟抗疫措施的实施，司法体系和民意逐渐成党派竞争工具。

为了转移国内抗疫的压力，美国将矛头直指中国，把中国塑造成外部威胁来整合国内利益，在危机面前有意放任舆论，有针对性地进行污名化传播，不仅扰乱正常的国际信息流通机制，而且严重损害全球合作。初期美国纽约时报将中国封城抗疫的措施指责为无视民众生活需要、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将意大利封城表述为牺牲国内经济而顾全民众生命健康的举措。尽管中澳之间存在商贸往来合作，但澳大利亚近年来在许多涉及地缘政治、国际治理及国家安全等敏感性问题上，几乎都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此次疫情，澳大利亚与美国、法国、德国、新西兰等盟友脱离WHO并展开针对中国的“国际调查”。中美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当前形势下，抗疫本应是以中美为首的全球合作，但却成了中美政治摩擦的冲突“战场”。

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全球社会通过国际协作在应对危机方面做出过诸多努力贡献。但是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国际集体行动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地缘政治与新冠疫情增加当今世界格局的变数。全球逐渐呈现不同阶级意识与立场相对立的情况，在政治格局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全球化向逆全球化转变，多边主义向单边主义靠拢。科学民族主义、疫苗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地缘孤立主义等开始横行，趋于全球各政治阶级势力的利益会重新分配，短期内国家之间的政治边界愈发清晰。这种政治局势的转变是长期存在的，疫情作为推助器，把这个世界割裂的冰山一角放得更大。

在政治格局不断变革的当今世界，无论在哪个国家、哪种文化背景下，任何抗疫措施都要付出巨大经济代价。新冠疫情使世界经济陷入危机，各国之间经济和资本体系均受到了巨大影响。

2、被资本绑架的病毒：

疫情大规模蔓延导致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重塑，美国等发达国家都面临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直接导致美国制造业萎缩，美国非农就业人口中从事制造业的比例从1980年的20.5%下降到2020年的8.6%。为此，不少国家鼓吹境外制造产业回迁国内，法国表示要“取回民生医疗行业控制权”；美国报销从中国迁回美国本土所产生的所有支出；我国华东地区7%的日资制造企业计划回迁日本，1%-2%有意迁至东南亚。

主权发达国家与跨国资本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主权国家与跨国资本是一个共生利益关系，跨国资本需要实现全球逐利，主权发达国家想要发展经济，同时希望保留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美国华尔街将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当作服务于其核心利益的工具，凌驾在美国之上而并不归属于美国政府。为了应对疫情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美国华尔街通过美联储控制着华尔街各大金融市场，对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进行全面干预，直接左右政府的决定。美国推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导致资本市场里各种资产价格普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最新通胀数据显示，2021年10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连续17个月上涨，同比上涨6.2%，创造了1990年以来最快的同比涨幅。美国劳工统计局统计2021年1月1日收入150000美元的人现在需要收入157300美元才能拥有相同的购买力，但美国平均加薪仅3%，涨薪幅度未达预期。

不同的社会阶层面对个人健康和个人自由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中上阶层有着良好的社会保障，遵循严格的保护措施，安于居家工作；中等阶层公共雇员、企业白领在维持薪资和保护健康之间作出抉择；而成千上万艰难求生的底层劳动者不得不面对低收入高危险的工作环境，以至出现今年春季的“离职潮”。据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自2021年4月以来，所有离职的工人已经超过2400万，记录的职位空缺数量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0万。由于持续的供应链混乱和劳动力短缺，通胀压力扩大到住房和能源等类别，贫富两极分化会愈加严重。

公共卫生是一个社会系统，或多或少和政治经济、政府执行力有关。在各厂商研发的新冠疫苗/新冠特效药尚处于临床试验甚至刚发表研究成果的阶段，其安全性还有待评估时，一张被资本编织的无形大网已经布下。新冠病毒在不断变异之下横扫全球，新冠疫苗已经成为近两年医药行业新的“财富神话”。从国家卫健委统计数据看，截至10月底，中国国内已经接种22.6亿剂疫苗，同时为100多个国家提供了15亿剂疫苗，总量已经接近38亿剂。按照单剂60元到90元计算，总市场规模已超2000亿元。这还只是基础针的份额，未来加强针的市场规模预计在642亿到963亿元之间。辉瑞2021年的第三季度报显示，新冠疫苗已为其营收贡献了240多亿美元，该公司预计到年底仅凭此项可收入360亿美元。而在此之前，即便是多次蝉联全球药王宝座的艾伯维公司旗下的阿达木单抗（修美乐），其年销售额也只在200亿美元。

新冠疫情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带来巨大创伤，经济紧缩幅度更甚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时期。除了造成全球债务水平的攀升外，也提高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债务风险，造成更不公平的社会分配。一些国家执政党和政府考虑经济复苏的方案时，往往偏向大企业、精英权贵和资本阶层，从而忽视了中小型企业主、个体户、工薪基层、草根阶层以及失业人员。“后”疫情时期，经济结构的差异性直接影响各国经济复苏所需的时间，甚至会进一步加剧贸易保护主义与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全球要实现经济复苏，各国的经济体系都面临重大规划挑战，涉及公共卫生、债务管理、预算政策、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方面，并由公共需求支持的经济复苏逐步过渡到由私人需求主导，才能实现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属性影响文化属性，间接影响着人类的不同价值追求。这次疫情之下，受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因素影响，显示出了全球社会道德的复杂性。

3、被道德绑架的病毒：

我们生活在碎片化社会中，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公众普遍缺乏耐心。政府/管理机构的决策从敲定到执行必须花费一定时间，因为要考虑不同利益群体的相互冲突。然而公众期望政策和措施能够立竿见影，如果不见成效，会引发失望情绪。社交媒体与移动互联网大大压缩了人们接触不同信息的机会，形成了单向的信息茧房。信息泛滥让信息获取更加容易，本应让人们更加亲近，但结果却让世界观变得更窄，加剧了人群间的隔阂——既有的观点不断在眼前重复，不同茧房之间的壁垒日益变深。渐渐地，人们越来越不习惯和不同的观点共存，开展建设性的公共讨论能力迅速下降。这一观点在此次疫情中尤为突出。国内外科学界均应该允许不同的声音互相辩证，但国内几乎很少有双方对立观点公开讨论。一旦呈现公共事件的对立观点，引来的是某一方脱离观点本身的情绪宣泄，把对方某句激进的言论放大引导公众对其进行阵营划分。发表自己的看法无可厚非，持相反观点能够对彼此有更深入的理解。公民社会应该允许多种声音的存在，需要真理的声音，科学不等于信息，科学只是一个工具，需要我们独立思考。如果发表观点只为了吵赢别人，增加他人判断信息的成本，对理解事件并没有任何帮助。不少学者和研究人员对于国外的社会、文化、科技、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国外的政客们分析头头是道，一旦涉及本国的相关决策，存在较为严重的反应滞后与拘谨问题，甚至选择忽视。研究表明，中国社科学者对国家重大议题的深入研究进程，比国家政策、战略动态、重大走向大约晚 1-2 年。以自2013年秋季提出的“一带一路”政策为例，自提出至今，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关于“一带一路”为篇名的政策研究文章共有11.6245万篇，其中78% 都是 2017 年以后发表的。在“一带一路”提出的最初一年半（即2013-2014年）只有837篇政策研究文章，对于该政策的长篇探讨几乎没有。这一点，尤其不利于一个社会健康有序地持续发展。

东方社会倾向把长远利益放在首位。东方儒家精神强调的价值观是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避免正面冲突；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这与西方社会的信念形成强烈对比，西方社会倾向集中眼前利益。西方社会崇尚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总的说来，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面对危机，东西方社会和文化方面有不同的标准和底线，这也决定了双方社会对疫情影响的承受能力的差异性。无论是否情愿，我们所有人都卷进了应对疫情的道德选择当中——最大限度的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个人自由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会受到限制，个人的利益必须优先符合大众的利益，比如按要求隔离、通报个人行踪、禁止聚集性活动等等。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大众必须遵守法律、遵守社会公德。因为我们的家人、朋友都可能成为传染源和易感人群；我们参与的社会活动、所处的公共环境都可能成为传染媒介。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传染病都会出现的规律——寻找替罪羊。这些人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将责任归咎于其他人，将道德作为牟利的工具，站在道德制高点约束或攻击别人并左右其行为。道德没有强制执行性，强迫他人做“有道德”的事情本身就是反道德。政治正确、道德绑架归根结底是个人优越感的体现，个人英雄化和舍己为人的方式并不值得提倡，为了获得优越感而进行自我感动不过是装饰自己的善意而非真心的表达善意。不要在疫情喧嚣中忘记思考，疫情终归靠科学去解决而不是靠煽情感性就能找到办法。

疫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愈发紧缩的言论空间，愈发高压的道德环境，不断人为制造的恐惧、慌张等情绪。病患是受害者，亦为社会的弱者，需要更多的同情与关怀。报告感染者轨迹信息应严禁将传播力较强的感染者冠以“毒瘤”等称号；尽量避免“因为一个人，半个中国停下来”等带有舆论导向的标题；务必降低感染者的病耻感和隐私曝光的担忧……当今文明已经不再是十八、十九世纪时期的文明。

疫情暴发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负面影响，加剧了社会内部的潜在动荡风险，激化了社群内部各阶级或立场不一的人群之间的矛盾，不仅对全球各地域社群间多元文化的交流造成重大影响，而且还存在着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可能性。

四、新冠不是一个简单的病毒，如此下去我们很难持续承担下一波压力

意外冲击频仍，必须未雨绸缪。纵然如美国纽约、中国武汉这样的医疗强市，无论是床位数、医务人员数还是三甲医院数，都居于国内前茅，也很难应付疫情扩散之后的医疗资源大挤兑。再强的医疗资源在已经失控的局面上都无济于事。病毒不仅是病理学的范畴，还是公共卫生的范畴，同时也上升到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无论发达与否，对大灾难的应对机制不健全、公共卫生政策的不完善、物资筹备能力的不足、对事实判断的不客观等，都是本次疫情显而易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用科学的态度来面对新冠疫情，总结经验不是为了推卸责任，也不是为了等到危害再次发生时有及时补救的方案，而是要从源头就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与其亡羊补牢，不如防患于未然。

在新冠疫情肆虐全世界已过去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其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均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倘若在此基础上再持续多一年，其民生后果会不堪设想。当多数人的生活都遭受影响，比起需要耗费时间、经济等代价通过隔离起来躲避病毒，如何努力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才是大多数人的首要选择，尤其是在国家发展“红利”处于一个转折期的阶段……

新冠病毒原本的传播率与致死率就已呈双重上升的态势，加上毒株变异的程度愈发得剧烈，传播率上升而致死率下降的病毒感染规律恐会被打破。即使不会被打破，现有疫苗突破性感染的现象频现，新冠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极有可能成为如流感一般的传染性疾病，具有季节性发病的特征。新冠病毒将长期与人类共存，公共卫生危机会常态化，上述分析的人类社会各种潜在风险将伴随公共卫生危机的常态化而始终存在，且风险暴发的概率始终维持在高位区间。

新冠病毒加速了业已发生的许多变化，谁都无法置身事外。在未来，面对疫情的可能的“长期化”，全球各国务必要加强全球防疫体系“常规化”。科学的问题交由科学来解决，各国都必须要重视以及警惕。时至今日，要想快速恢复社会正常秩序，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感染者仍是当前疫情的最大群体，因此必须要研发能预防新冠病毒及其变异毒株和治疗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的新冠特效药。新冠特效药的作用远不止控制疫情和恢复生产秩序那么简单，而是为了防止疫情如流感一般具有极高的复发概率，并在感染初期将其控制。抗疫是全社会的责任，新药设计需要为全球的临床和患者考虑，开发安全性高成本低使用方便的药物剂型，可以更好帮助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群体。

单个国家抗疫成功不代表全球抗疫成功，疫情面前，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对此，全球应鼓励科技开放，共同合作。我国更要充分调动科研力量，积极鼓励自主研发，对民营、私营企业在内的社会力量参与科技抗疫给予应有的重视，不应设置壁垒。而应该减少社会内耗，以最小的经济扰动、最审慎的措施、最积极的态度，把持疫情与正常社会生活之间的平衡。此次新冠疫情既是危机，也是机遇，我们应该抓住这次机会重新构筑这个和平的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健康、更有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