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疫情看中西方文化交错

 

 

盛普健康与环境战略发展研究室

 

 

在中西方的发展史上，由于地域差异和形成原因不同，不同的文化背景赋予人们不同的价值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作为中西方不同文化的产物，体现了两边价值观念的差异，因此也是理解中西方社会的关键。

 

新冠肺炎这场疫情成为人类共同灾难的同时，也实打实地检验了一遍中西方的“文化冲突”，中方疑惑西方为什么不采取隔离措施不带口罩不做防护还恣意出门，西方认为中方封锁国家停止经济运行造成了民众慌张是个不明智的举动。面对危难的态度、中西方对抗疫情的不同处理方式，大到国家、小到个人……

 

 

一.历史起源：中西方文化形成

 

中国：农业文明，集体主义

 

中国的古代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属于农业文明，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想聚焦在土地上，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而空间意识较弱。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

 

“农业文明性格”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从儒家文化，孔孟之道开始，重视礼，讲求仁，倡导天地人三者和谐统一，人被看作集体中的一份子，孔子更是提出了“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用礼来规范行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为他人着想、对他人尊重。

 

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比较安分保守，他们依靠一块土地就可以活一辈子。在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人主张一切都顺应自然，合乎天道。尤其不提倡过分的干预自然，人的一切活动都要在自然状态下进行。早期形成了仁、义、和、礼为主的集体主义，对当时的人们在精神理念上有很强的指导性，甚至会渗透到政府的管理中，“以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优先，只有人们融合为一个集体，才能共同生产、共同抵御自然灾害、共同分享劳动成果”。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与繁衍在这块辽阔富饶的大地上，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结合成中华民族，集体性是中华民族最显著的特征。

 

西方：海洋文明，个人主义

 

西方文化与之相反，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沿岸，属于海洋文明，由于少平原多山地的特殊地理环境，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同时，海洋环境的山风海啸、动荡不安，也构成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间拓展和武力征服的个性。

 

由此也带来了西方工业生产和贸易意识，孕育出了商品经济和少数的民主政治。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很早就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西方人喜欢于各个岛屿或半岛之间进行原始的经济贸易，因为其岛屿半岛众多，各民族各部落占地一方，以水相隔，占岛为王，不利于被某个民族统治侵占，所以各地进行的是平等的贸易交换。贸易的平等依赖于人们地位的平等，产生了人们思维观念上的平等。

 

思想家们认为人是作为一个个的个体存在的。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塔格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了人的独立性。西方人的文化更注重理性，主张运用理性思维来把握世界，并且征服自然、改造世界，解放人类，使其自由。

 

“工业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人们倾向于将个人成功置于集体成就之上，这反过来也激励人们寻求更多个人尊重，追求更多个人快乐。

 

 

二.中西方文化交融表现：

 

第一次交融：农业社会 中学西传

 

在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遥遥领先的地位，不仅是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也是综合国力最强，经济、政治、文化、艺术都处于高度发达的状态。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说：“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大国的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坦言：“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

 

从16世纪末开始，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东西方航路的开通，随着一批传教士来华，东方与西方开始了直接的对话。西方传教士对《四书》等中国经典和粗略翻译，以及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等书对中国的介绍，在西方读者的眼前展现了一个异域文明，在当时及稍后一段时期引起了一场"中国热"。许多西方大思想家的眼光都曾注目中国文化，如莱布尼兹、伏尔泰、魁奈、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不论是推崇还是批评、是吸纳还是排斥，中西文化的交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随着先进的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孔孟之道、老庄哲学、儒释道精神，乃至中医文化和农耕文明，中华文化对欧洲思想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特别是中国的造纸、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的问世，大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马克思说：“中国的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英国的哲学家培根说：“中国的四大发明，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和一切事物的状态。”

 

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是古代沟通中西方唯一的国际商道。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交流是丝绸之路上各民族交往的最初内容，官方的、民间的贸易在丝绸之路上络绎不绝，科学技术的交流也带来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第二次交融：工业社会 西学东渐

 

始于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英国开始走向超级大国，西方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西方文明释放出了巨大的文化创造力，不断改进产品、提高技术、发明机器、革新动力，所有这一切彻底改变了欧洲经济发展、社会更新的局面和世界未来的走势。新航路的开辟，推动了欧洲生产力水平的质的改变和飞跃。

 

伴随西方殖民政策的推行，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发展模式遭到破坏，中国没有从固有思维中走出，被迫卷入以欧洲为主的新世界发展进程的洪流，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经济由此进入衰落阶段。

 

西方文化在全世界扩展传播，由美洲到亚洲，各种西方思想也在中国迅速传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中国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西学东渐不仅成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主潮，而且也是近现代中西文化的主要趋向。

 

中西文化在各自民族、社会发展、历史沉淀中形成，走的是两条不同的发展之路，这也决定了中西两方科学、经济、政策等的不同走向。早期地理上的自然疆界造成了不同族群的隔绝，社交方式受到限制。后面中西方一次次的跨领域交流，双方文化多次交融，我们可以看到，地理环境影响生存方式，生存方式影响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带来了不同的文化。

 

从“大分流”以来，世界史就以西方中心的视角书写，东方国家包括中国，都是“被书写者”。他们被称为“远东”，是西方世界的边缘；他们的城市或被冠以“东方巴黎”“东方芝加哥”的别称，成为西方的镜像。一种二元对立的历史叙事模式由此衍生：现代/传统、文明/野蛮。普遍性成了西方文明的旗帜，特殊性则成了非西方文明的标签。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作为双向的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相辅相成，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互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现在，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人类文化也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前景。

 

不论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或者是自然科学，都不归某一个民族垄断，某一个国家垄断，即使是最机密的科学。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是单一化，而是多样化的统一。当今，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对别的文化的吸取，地球上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是我们共同的宝贵遗产。

 

 

三.疫情下，中西方的不同抗疫策略：

 

正是因为东西方的文化不同，造就了各自的思维方式不同，面对疫情，双方都抱着“平安健康生活”的共同目标，在不同体制和文化下，中西方的处理方式大有不同。

 

众所周知人是群居性动物，聚族而居，以集体优先，有纪律性，按社会地位排序规则，有自由也会被约束，有思想，有社交需求，需要寻求别人的认同。

 

1.中国：大局为重，主动抗疫，强调公共卫生

 

中国以群体社会大局为重的方式严防死守。为了应对疫情，每一个人都发动了力量，武汉关闭所有对外通道，其他城市减少非必要流动的封闭管理，非公共服务行业的人员都待在家里，不走动，不串门……偏偏是春节期间，让喜欢热闹、喜欢串门的中国人宅在家里，确实有点为难。但骨子里的传统让我们在疫情防控里服从指挥，分头分批做好部署下来的事情，民族凝聚力更强，物资、人员等方面都能迅速集结。

 

在政府管理上，中国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举国动员，从武汉到湖北，从湖北到全国，在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下，全国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联防联控、群防群控防控体系得以建立，所有企业全体停工停产，作为一个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为了控制疫情，付出了巨大经济代价。

 

中国媒体对新冠的叙事是整体化、公共化，会关注新冠对个人、家庭、社区的总体威胁、长期威胁;关注康复者康复后“复阳”的问题;关注新冠可能长期存在于患者体内的问题;关注无症状感染者的问题——“这个病情格外危险，它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广泛传播”——这种论调加大了民众对新冠的警惕性。这更符合“公共卫生”的定义，公共卫生探讨的是公共问题，即一个疾病或健康隐患对整个社会的总体影响。

 

2.西方：自由为重，消极抗疫，强调个人卫生

 

从疫情开始在欧美蔓延，我们就发现西方人对待疫情的反应和中国人差异很大。西方国家以“民主、自由”为由，采取延缓策略，不愿损失过多经济利益，以“牺牲大我，小我为优”。美国盛行个人主义，欧洲人倾向于散漫、浪漫、傲慢，这使得他们很难做到团结应对疫情，比如英国政府早期抛出了“群体免疫”概念，我们认为简直是惊世骇俗，但根据民调，有一半左右的人对此表示理解。美国病毒感染者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主要集中在纽约州和纽约市，虽然纽约州政府和市政府下达了居家隔离令，但出外活动的人还是不少。

 

在政府管理上，即便联邦政府、中央政府有统筹权，但因三权分立，这些国家的政府实际上也受到各种掣肘，很难快速形成统一意志和决策部署。在应对疫情危机等紧急情况时，难免发生互相扯皮、推诿和行动迟缓，甚至各行其是，缺乏应有的合力与效力，战胜疫情的宝贵时机白白浪费。

 

在美国的公共媒体上，称新冠只是轻症，接近流感，该疫病的死亡率不高，侧重强调对个人健康的影响，把它局限在个人卫生的范畴。呼吁每个人自己负责做好防护工作，独善其身。在整个防疫叙事里，缺乏一种普遍的社会责任意识。

 

西方疫情形势，已经远比中国疫情峰值时期要来得严峻

 

 

事实清楚地表明，无论科技如何进步，人类文明如何发展，人类碰到极端情形下，阻断传播的最好方式，唯有断绝人际社交。封城或封国的措施，关闭公共集会、公共场所、公共娱乐的举动，无非是为了减少沟通。经典的控制传染源，传统的隔离措施在疫情的初期仍然是最有效的方法。

 

这些看似古老，甚至不近人情的措施，可以在有效药物或疫苗问世前，为人类争取宝贵的时间，从而减少这些新发疾病对人类的威胁。这也是中国在本次新冠疫情中采取的措施，而世界各国，无论医疗卫生系统先进与否，在初期以“保经济”为主的措施未能明显控制疫情后，也逐渐接受并认可了这一“传统”的方法。这也验证了本段开头我们提到的人类生存的方式：人是群居动物，有否统一的社会规则、统一的纪律约束，是有区别的。

 

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中国竭尽全力保障了公民不受感染，在防控上不惜以牺牲经济为代价，在短时间内迅速降低了病毒的社区内传播，并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在复工复产后，倡导“抓抗疫，促生产”，竭力恢复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从疫情看社会发展，会有新文化诞生吗？

 

中国在完成对抗疫情的第一道防线后，毫无保留地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防控经验，帮助世界其他地区抗击疫情，钟南山院士团队、王辰院士和曹彬教授团队、上海的张文宏主任团队等，都数次和国际进行了交流，介绍了中国经验。中国赢得世界更多的信任，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提升了中国影响力。

 

5月6日，新加坡独立民调机构Blackbox Research发布了一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政府抗疫满意度的调查报告。报告结果显示，在全球23个经济体中，中国大陆民众对政府抗疫的满意度最高，而西方国家民众对政府的疫情应对普遍感到不满。

 

 

 

在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过程中，当社会秩序遭受重大而直接的威胁时，需要强大的、集中的、有效的政府管理秩序，相比之下，更偏向于集体主义的东方人的特点是更大程度的服从与尊重集体行为。

 

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甲流和禽流感的暴发，都让大部分东方国家积累了丰富的集体应对疾病经验。据《Science》报道，美国每100万居民仅进行了74次测试，而韩国每百万居民中进行了5200多次测试。意大利虽然也实施了日益严格的封锁，但其新冠病毒病例增加的速度还是比韩国快。韩国的行事风格同样依赖于社会规范，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听从政府的建议，戴上口罩，待在室内，避免大规模聚集。民众对国家的集体认同改变了日常生活。今年3月初，由于地方官员发起了旨在减少传染的“暂停”运动，韩国首尔公交和地铁乘客数量锐减三分之一。韩国卫生部副部长金刚立建议其他国家应该效仿韩国政府的检测和运用高科技的做法。他还盛赞许多韩国市民“自愿参与了应对新冠病毒的行动”。这次抗疫，东方的哲学思想和管理方案的的成效是可行和有借鉴性的。

 

大部分的西方人都会用西方的自由来判断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国学者高大伟曾在《亚洲时报》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把拒绝客观看待中国的西方势力比作是井底之蛙。他这样写道：“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西方能不能也向中国的文艺复兴开放呢？如果西方认为自己没必要向中国学习，没必要学习中国古老的智慧、美学和价值观，如果面对中国模式的全面成功，西方还是拒绝质疑自己对经济和政治现代性的臆断，那么西方真可能成为最后一只井底之蛙。”

 

以祈祷来驱散病毒、以杀猫来消灭鼠疫、以板蓝根来治疗怪病、以偏方来求得心安……不科学的防疫措施和应对方法非但不能遏制疫情，甚至可能加剧传播、伤及更多生命，抗疫应用更专业和科学的方法。当今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全球产业布局正处于一个大变革、大调整、大冲突的时代，新冠已是全球公共卫生大危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科学家们都在进行无国界全球合作。欧盟与14个国家近日联名签署倡议信，呼吁学术出版界采取措施促进新冠病毒方面的科研论文和科研数据开放共享，以推动当前正在开展的公共卫生研究工作。

 

关于COVID-19的全球科学合作地图    图片：Netscity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强调：“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任何一次恐怖袭击。病毒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病毒不分国界，对任何人都是威胁。在一个相互联结的世界，只有其他每一个人都安全了，才能保障自身安全。”解决现存最大威胁的唯一途径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就共同面临的挑战达成共识，共同努力制定务实的解决方案。

 

现在的世界比过去更加复杂与混乱，建立全球合作对于我们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相互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很有必要，可以借鉴补充。新冠告诉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解他人观点能力的、开明有效管理的政府，以及彼此可以建立信任关系的社会集体是很重要的。当世界各地都面临一种潜在可以终止人类文明的威胁时，团结合作不仅是人类的现实需要，而且是必须作出的选择，足够好的全球合作是我们共同生存的关键。

 

全球人口的频繁流动，造成文化的交融。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但当全球化被不断认同为一个既定前提时，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就不会是单一的文化开放或消亡，而是文化的重新解构和融汇。原来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全球化，将走向全球各国互相合作的多极全球化，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一种具有内在紧密关联、彼此具有相互构成性因素的新文化——即相互依存的亦即“共生”的新文化之上。只有各方有感于大家都是共生连结的共同体，才能以更宽容的态度，看待彼此的不同。

 

我们预测，会不会有一种混合的新文化诞生：中西方文化的结合体，以东方文明为基础，有理性的科学思维，注重人的生命权，以群体利益为上，有社会责任感。坚持“以人为本”，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敬畏自然，追求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统一。同时个人有更强的安全意识和集体认同感，能辩证客观判断事物：事件的发生不是孤立的，而总是包含在有意义的整体当中，在这个整体当中各种因素不断变化、不断地重组。这样的新文化才可以更好带动全球共同发展与进步。

 

 

五．新文化下会给全球带来怎样的变化？

 

我们同处一个地球村，已经成为既定事实。曾任国际伦理学会主席的彼得·辛格在其《如何看待全球化》一书中提出，“随着越来越多的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任何国家能够独立决定其未来的可能程度已经减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安然度过全球化时代，将取决于我们怎样从伦理学角度回应‘我们生活于同一个世界’这一理念。”

 

《全球化的悖论》作者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希望推行一种“既有充分的国际制约和贸易开放来保证世界商业繁荣，同时各国政府也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的‘温和全球化’。”

 

社会学家张伦认为：“人类各个国家与群体之间的互动不会就此终结的，也不可能。至少，全球产业链会重组，人们可能会强调经济主权、适当的边境控制的重要性、传统价值如家庭的角色等等。”

 

印度学者希南·梅农(Shivshankar Menon)曾是其总理辛格的国家安全顾问。他认为，在所有政治实体中，都出现了向内的转变，转向寻求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这还不是互联世界的终结。疫情本身就是我们相互依存的证明。但是在所有政体中，已经有了向内，寻求自主权和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我们将走向一个更贫穷，更卑鄙和更小的世界。”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认为“当前，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全球化体系已经不足以应对新的挑战，全球化需要推陈出新，以更好地应对人类面对的新危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升级换代。”

 

《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在《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一文提出了更为详尽的计划——“首先，为了战胜病毒，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共享信息；我们还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努力来生产和分销医疗设备，尤其是测试套件和呼吸机；我们可能会考虑采取类似的全球努力来召集医务人员；经济方面也非常需要全球合作……如果我们选择全球团结，这将不仅是对抗冠状病毒的胜利，也是抗击可能在21世纪袭击人类的所有未来流行病和危机的胜利。”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全球合作的积极体现，也是提醒我们集体行动的巨大潜力。我们需要共同完成的清单很长，并且在不断增加，其中包括确保包容性增长和减少不断扩大的不平等、预防流行病和超级细菌的产生、监管基因和生物工程等，这一系列措施的核心，都指向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

 

新的共生文化也会伴随着新的全球化发展，给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环境、健康等带来一系列变化：

 

政治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应秉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经济上，倡导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社会上，人民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力，实现民主、平等、公正、合理，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富裕。

 

传播上，信息的全球化使得人们建立了一个新的“情感共同体”，产生强烈的共鸣，如身处中国的人们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了解到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重疫区的人们如何抗疫，跨越国界和地区与他们产生共情。

 

科技上，世界进一步认识到科学研究和国际科学合作的重要性。包括此次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建立新冠病毒相关研究全球知识共享平台，越来越多科学家鼓励各个国家、企业和科研人员打破藩篱，公开自己的成果，在未来很长的情况下，科学有可能更开放。

 

环境上，敬畏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全球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健康上，加强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理应成为国际发展政策的优先关注领域，世界各国都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更积极地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与国际合作，以便相互汲取和吸纳前沿的健康新知、干预举措以及更专业化的危机处理与应对经验。

 

全球这么快、这么严重的疫情，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人类要重新认识我们生存的星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我们要重新意识人类自己的行为方式，包括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以及科学技术。我们到底怎么能和大自然保持一个像中国古老文化所说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这不仅仅需要中国要反思，更是全球各国或者每个人都要反思。命运与共，只有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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